拒绝“东北化”!中国经济第三大省,起来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齐心鲁力 ,作者王明远
齐心鲁力,一起为山东加油!
(相关资料图)
山东无疑是中国区域经济最值得研究的省份之一,也是最特殊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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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广东、浙江、辽宁这几个区域经济代表性省份都有过大起大落,山东一直比较稳定。
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经济始终在第一名至第四名之间浮动,保持着优等生的位置。
而广东、浙江和辽宁等省份则波动幅度比较大,广东最差成绩是第七,浙江是第十三,辽宁是第十七,只有山东和江苏稳居第一梯队。
山东在经济地理格局和产业格局一轮又一轮的洗牌中,始终屹立不倒,这跟山东省的很多得天独厚的均衡优势有关。
根本来讲,山东是全国唯一兼具海洋性优势和内陆性优势的省份。
海洋性 是指山东海岸线漫长,总长达3300多公里,占到全国六分之一,并且多优良港湾。
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21年全国货物吞吐量最大的十个港口中山东有三个,这种多海多港的优势,让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与东北亚贸易的主要通道,在近代以后,又充分享受到了海洋运输主导的全球化的红利。
山东的 内陆性优势 是指具备发展农业和重工业的丰富资源,这些产业往往具有很强的自给性、内向性、防守性。
山东虽然土地不多,但是都处于暖温湿润地带,地形上肥沃的冲击平原和丘陵占95%以上,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农业总产值率先过万亿元;
同时山东与江苏、广东、浙江等东部省份不同, 矿产资源特别丰富 ,国土面积只居全国第二十,资源丰富程度却位居第七,仅次于那些面积广阔的中西部省份,
因此,山东自从近代起就形成了发达的 煤炭、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 等重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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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源天赋的均衡优势,使得 山东经济具有经济门类齐全和县域经济发达的特点。
大家说中国是世界产业结构最完善的国家,但是中国内部,山东又可谓经济结构最完善的地区,山东可谓“小中国”。
联合国经济分类中的41个工业大类山东全部拥有,666个工业小类中山东有526个,并且实力都不太弱,41个工业大类中有9个位居全国第一,31个进入全国前五。
全国百强县中,山东一直有20个左右,仅次于江苏。
山东绝大多数县(区)经济总量在全国前500名之内;16个地级市中,有15个位居全国地级市50强之列。
山东经济资源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梯度 ,既有济南和青岛两个发达的龙头,也有烟台、威海、淄博、潍坊、临沂、济宁等区域中心,还有龙口、邹平、胶南、莱西、新泰、寿光、诸城、滕州等数十个实力很强的小城市,而不像很多中西部省份的产业资源都集中在省会等少数一两个城市。
山东的这种地理特征,也使得其文化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既重义,也不轻利;既有本土情怀,又不失开放意识;既讲秩序,又不排斥创新。
表现在经济上就是, 山东人不但会读书,也有相当部分人会做生意;不但传统工业发达,新兴产业也具有一定实力,互联网经济新锐中不乏山东人的身影。 在整个北方文化谱系中,山东人还是更容易产生危机感,也更具有接纳新事物的意识。
以上的种种优势使得无论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如何变幻,山东总有一些产业领域能去契合大趋势,产生“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
尽管这些年来山东经济一度放缓,甚至有人断言山东经济“东北化”,但是在事实面前,这些武断的、哗众取宠的言论都纷纷破产。
山东在2020至2022年连续三年GDP增速都超过全国水平,其中去年增长率为3.9%,在前六经济大省中,位居第一名。
未来十到二十年,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格局,它的新特征就是:更加注重工业的升级,更加重视内循环。
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决定了的,这种新的环境的变化,对于山东这个具有良好工业基础,并且又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的省份来说是一个利好。山东省最近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工业强省,实际上很有前瞻性地把握了经济的大势。
从这个角度来讲,山东经济未来十年的前景,要好于过去的十年,山东的产业机遇要大大好转,山东在全国的经济权重有望逐步回升,日后稳居前三,进一步缩小与江苏的差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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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山东的经济也有很明显的不足,突出表现就是 大而不强、壮而不精、全而不优。
它的 影响力与其全国第三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符,以至于很多人会惊讶山东竟然是比浙江总量还大的前三省份 ,总以为它是与河北、河南、四川类似的是第二梯队省份。
如果深究起来,山东经济相较于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些经济大省,其存在感相对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技术创新驱动影响不够,也就是说缺乏引领全国产业科技的进步的市场实体(以及科研单位)。
如果就规模来看,山东不乏大企名企。根据2022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2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山东入围数量为50家,仅次于北京的88家和广东的59家,高于浙江的46家和江苏44家。
如果考虑到北京是绝大多数央企总部的特殊情况, 山东企业数量仅次于广东,并且两者差距不太大。
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企500强名单中,山东入围数量也是50家,仅次于浙江的102家、江苏的92家和广东的51家。
但是在涉及到 科技创新指数层面的排名上,山东企业立即弱了很多。
比如,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企专利数量500强名单,山东仅有25家,远远落后于浙江的110家,江苏的81家和广东的73家;
根据浙大管理学院和深圳报业集团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创新指数500强名单,山东入围企业只有29家,落后于浙江的82家、广东的75家和江苏的70家。
在反映最前沿产业竞争力的 独角兽数量方面 ,全国312家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中,山东仅有6家,与北京的90家、上海的69家、广东的65家、浙江的28家和江苏的26家都有较大差距。
因此,从总体来看,山东域内除了海尔、海信、歌尔等个别企业创新表现比较突出外,多数企业处于价值链偏低层次,从总体讲,山东产业的价值链梯度尚处于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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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商业模式影响不够。
在科技含量比较低的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商业模式对于产业的发展壮大非常关键。
从这方面来说,山东企业表现尚不及科研创新。比如,最能反映商业模式影响力的 品牌500强名单 中,山东入围企业只有18家,而广东有90家、浙江有51家、江苏有38家,其中山东入围前50强的仅有1家。
拿最简单的餐饮行业比较来说,山东的鲁菜本是八大菜系之首,但是省外普及流行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川菜、粤菜、淮扬菜,也落后于东北烧烤、新疆面馆,这反映了山东人在产品开发以及推广上的弱势,还是习惯于卖方市场的营销模式,缺乏走出去的足够动力和成熟策略。
另外,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本地资本对外辐射力,也越来越成为构成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像我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出海投资,扩展我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
资本内部主要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金融资本方面,由于山东并非金融中心,并且1990年代金融市场化改革后行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金融资本相对薄弱, 到2022年底,山东银行资产总额排名全国第6位,存量仅仅相当于广东的40%左右;
现代经济中最活跃的非银行类金融资源,如信托、保险、证券等方面,发展更滞后。
比如山东的证券业规模不足广东的十分之一,信托业规模不足广东六分之一,山东的非银行金融资源存量不仅落后于京沪粤江浙,甚至比湖北、四川、重庆这些中西部省份都要落后。
在产业资本对省外投资方面,山东大型企业多数位属地性较强的企业,也就是其主要营业收入和利润来自于本省。
因此, 其生产经营投资对全国影响力也较弱 ,而不像广东、浙江、福建企业那样,更主要是依托全国大市场,建立全国性的生产经营网络。
以上因素都导致了山东经济在全国大市场中的存在感不足,比如即便在边远的黑龙江或新疆,依旧能够感受到广东、浙江企业、资本、品牌、消费潮流的影响力,而山东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劳动力输出、农业科技、工程机械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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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这种局面产生是因何造成的呢?
我们都记得,山东省工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全国领先,当青啤、海尔、黄河、孔府家、轻骑、康巴丝、小鸭等山东品牌风靡全国,甚至已经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时候,广东品牌只不过刚刚起步,相对于山东的名牌大企,都只能称为小作坊制作而已,浙江品牌甚至还处在冒牌仿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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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一些的广东、浙江、苏南发展经验,近一些的合肥、成都、重庆等城市的成功运营经验来看,一个地方的突破逆袭遵循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 仍是重复前面所分析的,需要将产业资源和政策中重心放在在促进增量发展,而不是存量的振兴和改革上,相对于前者,后者的成本大、成功概率小。
因此,未来山东省的重点应该放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援助、减税和政策补贴力度,提高民企的地位;加大对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再造新的经济生态,来带动整个经济循环模式的改变,而不能指望将旧的基础彻底翻新。
第二,切忌大水漫灌。
只要在某两三个产业上产生示范效应,培育几个龙头企业,形成几个新兴产业集群,往往就可以撬动整个经济生态的变化。
第三,全球的新兴区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充分借助外力,而无法靠自身来解决经济内生增长力不足问题。
因此,山东应该下大力气解决好引资、引智工作,借鉴合肥模式或成都模式,再造产业体系,来实现发展。
第四,一定要有形象经营意识,增强软实力。
未来产业竞争和资本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个地方的形象越来越决定资本吸引力和本地品牌在全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这就要求官方应该下大力气在解放思想上下功夫,有意识改变某些经济管理方式,有意识引导社会改变一些传统观念习俗,有意识将更多现代性意识注入到山东文化,树立与新时代文化要求相适应的文化形象。
笔者相信,如果山东能够解决好上述问题,基于山东良好的基础,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再造一个大而强、壮而精,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山东一定没有问题。
那时候山东的经济体量和质量无疑处于全国第一梯队,为何 山东产业竞争力被东南省份逐渐反超呢?
笔者认为理解山东竞争力相对落伍的原因,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及吴敬琏先生的 “增量改革” 的思路理解更合适。
二位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以及竞争力提升的奥秘时认为,增量发展是关键。这里的增量,从经济成分上讲,是指民营经济;从产业类别上讲,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及服务业。
我们分析国内各省市区三十年来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也可以发现, 那些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地方,一定是民营经济、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充分的地方 ;那些经济逐渐落伍的地方,一定是增量改革没有做好的地方,即便是以前经济基础再好,也要接受市场规律的淘汰。山东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走低也走不出这个基本框架。
首先,最基础的一个因素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
山东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直接的表现是占比低,202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GDP占比约52%,而全国为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在全国前十个经济大省中,山东的民营经济占比是最低的。
同时,山东的代表性民企,多是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由过去的工矿类国企或集体企业改制而成, 经营领域集中在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资本密集型行业。
比如,去年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50家山东民企,其中36家属于化工、能源、钢铁、石油等重化工行业,仅有3家属于信息科技、生物制药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类企业生产受上下游国企和政府政策影响较深,在管理和与政府关系上,也保留了很多过去计划时代养成的惯性。这种情况导致在资源配置中,政府权力依旧很大,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各类经营主体充分竞争的经济体系。
比较而言, 广东入围51家企业 ,虽数量与山东相差无几,但是这些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中新成立的,一方面与旧的计划体制关联性弱,另一方面在经营领域上集中在高附加值的信息科技、家电、物流、汽车、金融等充分竞争领域。
因此,广东的民企,无论是规模,还是价值链层次上远远强于山东民企,入围 前民企500强的广东企业平均年营业收入是山东企业的9倍之多 ,去年广东有9家民企入围财富全球500强,而山东仅有1家。
其次,山东并没有培育出与经济体量和人才基础相匹配的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在21世纪形成的新兴行业中,很少有山东企业的身影。
根据福布斯评选的 中国数字经济100强企业 ,山东仅有4家入围,分别是海尔智家、歌尔、海信和浪潮,而广东超过20家入围。
就狭隘的互联网方面来说,山东则更为落后。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评选的2021年度 互联网百强企业名单,没有山东公司上榜,而广东有15家 ,其中包括了腾讯、网易、唯品会等诸多标志性企业。
服务业方面,山东企业也是非常落后,在全国工商联评选的服务业民企100强名单中,广东企业有23家,山东仅有3家,而北京13家,处于西部的重庆也有9家。
总体来讲,进入21世纪后,基于市场化改革、入世和互联网科技革命的三重利好,我国形成了一个由 民营企业—数字科技—资本 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生态,它吸纳了最多的人才和资金,产生了最高的效率,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这个崭新的资源循环体系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处于比较核心的位置,因此经济增长走在了前列,而那些则处于比较边缘位置的省份,经济增长活力弱很多,尤其是越到后来这种效应越明显,山东经济占比和竞争力的双双下降概因如此。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民营经济、新兴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欠缺,不仅导致新经济业态发展的滞后,由此导致的经济生态的低质化,也影响到传统经济基础竞争力的提升。
比如,我国地方国企100强,半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杭州等市场经济发达城市,仅仅一个广州市就有7个,而作为传统国有经济大省的山东省才有8个,作为民营经济最低洼地带的东北三省,则无一家企业上榜。
实质上,在民企发达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创新水平都会有革命性的提高,也根本上提升了国企的管理效率、创新能力。
再以汽车、家电等传统行业发展更新为例,我们发现这两类产业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这几年越来越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比如中国家电企业十强中,广东企业占了7家,市值最高的十家汽车企业,同样广东和长三角占了7家。
我们知道,这两个行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产业布局重心在北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产业基础很薄弱,珠三角企业和长三角企业能够逆袭,跟这里数字经济发展充分,传统产业企业充分吸收了数字科技,以及营销模式有关。
我们也可以从山东两个重要家电企业海尔、海信近年跨越式发展中,看到数字科技对于传统产业的根本性促进作用。
没有强大的民营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强大的数字经济,就没有强大的传统产业;没有强大的服务业,就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它们之间都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
山东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强民企,壮大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既是新兴产业补课的必要一环,也是提升旧的经济基础竞争力的内在需求。
以上山东经济的一些不足,过去很多经济学家也都提到了,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都很明晰。但是最关键的是怎么落地,这比答案更重要。因此,怎么能够行之有效操作起来,才真正考验一个地方主政领导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