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与自由竞争从来都是一对矛盾重重的“孪生子”。

整理｜邓双琳

来源｜《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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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主动从哈佛大学退学，毅然投入到微软的创业中。那么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比尔·盖茨选择继续在哈佛深造，他现在会怎样？

答案很明显——比尔·盖茨会错过世界首富的位置。

比尔·盖茨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微软成立3年左右的市值。并且商业讲究时机，如果他没有在大学时创业，也许别人就会领先一步，即使比尔·盖茨大学毕业后选择成立微软，微软也无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大企业。因此，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微软能够带来的利润。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机会成本是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要放弃的东西。”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机会成本是人们在做出选择之后所丧失的、不做出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机会成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做出选择。

例如某个消费者希望买一双新鞋子，却同时喜欢上不同款式的两双鞋子；某个人有一笔资金，是投资科技行业还是投资消费行业；一个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是选择继续求学，还是选择参加工作；某个人积攒了一笔钱，是用来购买汽车还是理财等。

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怎么选择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如果放弃最高价值的选项，就会失去最高的效益；选择最高价值，机会成本就会降至最低。也就是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选使自己失去最少的选项。

在《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课》一书中，作者从最通俗的角度阐述经济学理论，介绍了哈佛经济研究中关于需求供给、生产效率、成本控制、通货膨胀等经济常识，比尔·盖茨所面临的机会成本正是其一。

在一些人看来，只有经济学家们才应该关心、分析经济现象。实际上，经济活动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个体还是每个人所在的团体都会对经济运行的规律产生影响。同时，经济生活也会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物价涨落的现象时常会发生，生产者和销售中盈利或亏本的现象更加常见，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现象也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本文将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三个现象：

1、火车上的饭菜为什么又贵又难吃？

2、是什么决定了你的收入？

3、为什么存钱也许会赔钱？

火车上的饭菜为什么又贵又难吃

布莱切是美国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市场拓展部经理，一年365天中有200天出差在外，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他无法忍受火车上的饭菜——又贵又难吃。

火车提供的饭盒中，牛肉无论如何都嚼不烂，炸鸡腿也因为被搁置的时间过长而发硬，嚼起来就好像是在嚼一块橡皮。有时布莱切想去餐车买面包充饥，但火车上的面包也不便宜，超市里一块樱桃小面包只要25美分，在火车上却要卖46美分。

让布莱切更感心凉的是，他将自己的不满写在火车留言簿上，结果几乎每节车厢的留言簿都写满了旅客对于火车饭菜的投诉。即便如此，列车方也并没有做出改变——谁让列车方处于垄断地位呢？

在中国，“垄断”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孟子云：“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垄断指的是那些为了获得暴利的少数大资本企业通过互相联合和协议，对某一行业或某一阶段市场上供应的某些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交割进行控制和操纵的行为。

哈佛教授告诉我们，垄断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规模经济

倘若某个市场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只能容纳一家供给企业，多一家供给企业就会引发亏损。这个时候，最早为市场提供该商品的企业为了保住供给地位不受到冲击，必然会利用其早已形成规模的优势对其他供给企业进行打压，从而达到控制市场、操纵该商品价格的目的。此时，垄断就出现了。

（2）企业对于生产要素的控制

在一个行业或一个市场上，一旦出现了一家企业控制了整个商业或整个市场生产资料供给的情况，那么其他企业就无法获得这种生产资料，无法形成自由竞争，使得这一家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企业成为“垄断者”。

（3）法律的保护促使垄断出现

一个企业率先研制成功某一种商品，自然不会将生产技术和资料外泄。它们会申请法律保护，如产品专利保护，独享生产方式，垄断此行业或市场。

（4）特许经营促使垄断出现

一家企业在接受政府的某项授权之后便成为该行业唯一经营某种产品的企业，而政府给予这家企业的特许经营权便直接形成了垄断。在现代社会当中，因为政府的特许经营而出现的垄断企业非常多，大到民众公用事业，小到一些区域性商品等。

火车上的饭菜之所以又贵又难吃，就是因为火车上不能够容纳其他餐饮企业而产生的垄断。对于这种垄断现象，消费者能够做的就是向政府的相关部门反映，要求以政府行政作为的方式来维护乘客的权益。

对于商家来说，占有垄断地位的确能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如果长期以垄断手段谋取暴利，不思考如何从改变产品需求出发去赢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这样的企业是不会长久发展下去的。

当年，洛克菲勒以强大的运作手腕将标准石油公司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垄断企业，他不以改变生产方式、提供优质产品来赢得消费者，而是以垄断手段向美国民众提供石油产品，结果这种长期的垄断引发了全美的愤怒，最终在美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强大一时的“垄断帝国”就此轰然倒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若认为：垄断与自由竞争从来都是一对矛盾重重的“孪生子”，它们总是站在彼此的对立面——垄断讨厌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更是容不下垄断。在生活当中，垄断与自由竞争经常出现，如果我们不注意，很可能就成为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受害者”。

收入水平和能力无关

一天，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墨西哥人相遇了。美国人上身穿着一件价值超过600美元的高档衬衫，下身穿着一条价值700美元的牛仔裤，脚上的皮鞋最少也值200美元。相对而言，墨西哥人就显得寒酸多了——上身穿着一件价值20美元的T恤衫，下身穿着一件15美元的大裤衩，脚上套着一双只有几美元的塑料拖鞋。

看着美国人光鲜的衣服，墨西哥人非常羡慕，于是便凑上前去问美国人：“先生，你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吗？”美国人看了看墨西哥人，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不是，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玩具工人。”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一名玩具工人。我的年收入是2000美元，你呢？”墨西哥人在听完美国人的回答后急不可耐地问道。

“我的年收入大约是4万美元，我们美国人的收入都很高，这个你是知道的。”美国人回答说。

“真该死，我辛苦一年只能赚到你的1/20。不过墨西哥的经济的确是比美国要差很多，这个我只能诅咒上帝了。”墨西哥人一脸无奈地说。

听闻此言，美国人自豪道：“你们的企业都很小吧？我们的企业有100个人，年产值3000万美元，我一个人一年就可以创造近十多万美元的效益。”

不料，墨西哥人又一次开始惊呼起来：“我一年要创造20多万美元的效益，我们工厂的年收入在2亿美元左右，比你们要多得多，可我们怎么拿这么少的钱？”

事实上，文中的墨西哥人比美国人收入低，并非能力问题，而是分配制度不公平导致民众收入低。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曾说过，“一个人要想让自己有着不错的收入，就应该明白是什么决定了你的收入水平。”他认为，决定民众收入水平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国家分配制度。

所谓的分配制度即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如何分割、配给制度的总称。现代经济学界将分配制度分为三种模式：按需分配模式、按资分配模式和按劳分配模式。当然，这三种主流分配模式并不能代表全球所有国家的分配制度，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的分配模式。

事实上，国家的财富分配制度对于民众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普通民众往往忽视了分配制度对自己收入水平的影响——财富分配制度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时刻左右着我们的收入水平。

罗伯特教授认为，解决社会分配制度中的不公性必须按照“群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来进行，判断一个分配制度是否优良的主要标准就是该分配制度能否为绝大多数公众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如果一个分配制度只能起到平均作用而不考虑整体效益，那么就只能让整个社会陷入共同贫穷当中。在经济学中，生产效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讲求效率的分配制度肯定是不会让大多数人满意的。

2010年中期，哈佛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专门对全球25个新兴经济国家进行了调查，发现有2/3的国家实际利率是负值，这就说明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着加息的问题。但是，几乎全球所有的新兴经济体都存在着资本市场价格过高的情况，加息势必引发热钱的流入。

一般来说，加息幅度较大时，热钱就会涌进来。因为相比在其他行业套利，利息相对来说更为稳妥，几乎没有风险性的利息获利对热钱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并不是中央银行的每一次加息都能吸引来大量的热钱。

比如说在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东南亚几个国家以提高利率的方式希望引进热钱来投资，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通过利率差获取的利润毕竟比投资其他行业要低，有时候甚至会低上很多倍。

所以，一个国家在加息之后最为担心的并不是大量涌入的热钱依靠利率差来赚取利润，而是害怕热钱大量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市场，形成资产泡沫，引发经济动荡。各国中央银行在加息的时候更多的是参考国际经济走势，以此来判断加息的幅度，有效阻击热钱的流入。

总之，加息应该是一个在全面思考下做出的调整结果，因为加息并不是解决“负利率”的唯一手段。要知道，“负利率”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这就要求从优化经济结构和资产价格调节上做出调整，还必须以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手段来消除“负利率”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分配制度必须坚持“公平最大化原则”。如果一个分配制度只会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而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那么这个分配制度就是一个掠夺公众财富的工具，必将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

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在注重公平性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分配的收益性。罗伯特教授认为，财富分配制度保证收益性应该有层次地进行。

首先，社会财富要分配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运行方面，国家经济的安全建立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家的安全，什么安全都是空谈。

其次，社会财富的分配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如医疗、住房、交通、吃穿、教育等，更要在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上突出公平性和收益性。

第三，社会财富的分配要促进大多数人创造财富的热情，而不是打击大多数人创造财富的热情。

但事实上，在突出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和收益性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博弈因素。罗伯特教授说：“经济博弈论告诉我们，财富的分配就是一场社会大博弈，哪一个阶层赢得了这场博弈，哪个阶层的收入就能够得到增加。”

罗伯特教授认为，现在大多数国家在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各国政府目前要做的就是增强国家市场化的推进速度与推进质量。市场是世界上最好的调节机制，一个行业的收入应该达到多少，一个行业中的不同职位该如何发放工资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此外，罗伯特教授还认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分配制度更应该具有变革性。因为市场的反映难免会慢一拍，等到市场反映出分配不合理时，情况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了。

“社会的变化很快，原来合理的制度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变得不合理，这就要求国家机器在调节分配制度的时候要突出变革性，能够让分配制度的变化跟得上社会的变化。” 罗伯特教授说。

为什么存钱会赔钱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分享过一段趣事：30多年前他刚大学毕业，当时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大概是10%，于是年纪轻轻的吴晓波生出一个现在看起来很“中二”的想法：“如果我努力工作，存够5万元，一年就会产生5000元的利息。”他当时的工资是200元，5000元足以应付开销。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赶紧存够5万块，然后退休躺平。

但站在当下回看这段往事，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和吴晓波一样，经历了一场“利率大滑坡”。利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财富是保值还是缩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利率决定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文森说：“利率对于政府而言是保证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调控工具；而对于个人来说，他一定要时时关注利率的变化，因为政府和银行家们就是通过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和分配社会财富的。”

我们总是会发现，当银行调低利率的时候，居民就会将钱由银行搬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市场来确保财富不缩水，而当银行调高利率的时候，居民就会将投入其他市场中的钱存入银行，以获得更多的利息。每个人财富的升值和缩水，都和利率息息相关。

如今，负利率一词频频出现在我们眼前。

负利率是什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负利率”的解释是：在某些经济情况下，存款利率（常指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小于同期CPI的上涨幅度，这时民众的银行存款随着CPI指数的逐渐升高，会产生购买力逐渐降低的后果，看起来就好像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变薄、在“缩水”一样，故被形象地称为“负利率”或“利率倒挂”。

如果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你只会把钱存进银行里，那么你的财富不但不会升值，反而还会因为物价的上涨而缩水，因为存在银行里的钱所赚到的利息根本不足以对冲物价的上涨。

弄清楚“负利率”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抵制“负利率”的最好方式就是加息。但是，对于各国的中央银行来说，加息并不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很多时候加息不慎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比如说，加息一般会直接导致股票市场受损，利息一涨，股票市场就开始回落。很多老百姓将钱投进股票市场并不是希望能够赚到多少钱，而是希望能够使财富不缩水，为此他们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将钱投进股票市场。当利息上升的时候，老百姓发现不用承担高风险就会让手中的财富保值，那么他们肯定选择将钱存进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

负利率社会是什么样子，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大发展的中国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放眼全球，负利率已经席卷了很多国家：

2012年7月，丹麦进入负利率时代。

2014年6月，欧元区进入负利率时代。

2015年1月，瑞士进入负利率时代。

2015年2月，瑞典进入负利率时代。

2016年2月，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

……

在“负利率”时代，加息与不加息对于中央银行的决策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我们还是更希望银行以加息的手段来帮助民众维护财富安全。那么银行该如何加息呢？

斯蒂文森教授认为，从政策工具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央银行为了消除“负利率”现象而采用加息手段，就必须正确而全面地分析当前“负利率”对经济运行带来的作用。

中央银行在加息时，除了从政策工具层面来考虑之外，还会参考国际经济走势。斯蒂文森教授说：“一个国家在应对通货膨胀时进行加息，一定要看国际经济的趋势，如果加息的幅度较大，势必会引发热钱的大量流入，因为加息能够让热钱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