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在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央行行长易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任务包括方方面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这两项任务实现了，就能够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两项中心任务，在这一点上，市场认识越来越统一。

会上，易纲还谈及了利率、汇率、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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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量政策

易纲表示，我国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整适当向“稳健的直觉”靠拢。“这个‘直觉’，从历史看，可以是我们的经验值；从时间轴看，可以是过去不同周期的平均值；从国际视角看，可以是地区之间的平均值。”易纲称，这些经验值、平均值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可以告诉我们周期过后的情形，使我们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因此，制定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立足本国的国情，从时间轴、国际视角看跨周期、跨区域的平均值。

总量方面，易纲称，人民银行主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把过去“冻结”的流动性释放出来，提高货币乘数，以基本稳定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支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过去五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年均仅增长3%左右，保持了基本稳定，同期，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都在10%左右，与近8%的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

关于利率

“利率方面，我们同样保持相对审慎和留有余地，政策利率波动比较小。”易纲称。

2022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持续大幅加息，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没有加息，而且还适当降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下调了20个基点，市场利率稳中有降。

例如，2018年全球主要央行连续加息，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仅在年初小幅上调5个基点后即保持不变。2020年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央行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同期，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下调20个基点后保持稳定，市场利率也一直保持在适当水平。

易纲表示，利率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国际收支等，利率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平稳持续增长。从过去20年的数据看，我国实际利率总体保持在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速这一“黄金法则”水平上，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基本匹配，符合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发挥了促进宏观经济平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导向作用。同时，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1.5%，银行通常还会有一定上浮，达到2%左右，使老百姓的存款有一个合适的收益。

“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了对经济、就业、投资以及老百姓存款收益率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易纲强调。

关于汇率

币值稳定有两重含义，一是物价稳定，二是汇率基本稳定。

易纲表示，汇率和利率不是并列的关系，汇率在利率政策影响下，主要由市场供求和预期决定。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是约束货币政策自主性、在宏观上导致经济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总体上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同时，我们十分重视提高换汇的便利化程度，目前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需求，让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比较自由地购汇结汇，满足就学、旅游、贸易等合理的外汇需求。”易纲称。

过去五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率均值约4%，比以前有所提高，略小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主要货币的平均波动水平。

在易纲看来，这说明人民币汇率是比较稳定的。过去五年，人民币对美元三次“破7”，第一次是2019年8月，第二次是2020年2月，第三次是去年9月，前两次用了5个月回到7下方，去年用了3个月，这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具有韧性，有能力实现动态均衡。

易纲进一步指出，物价稳定和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能够为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支撑。

据介绍，2022年，我国GDP总量121万亿元，折合约18万亿美元；人均GDP8.6万元，折合约1.27万美元。过去20年，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约40%，年均升值约2%；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20%，年均升值约1%，支撑了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换算成其他国际货币后，能保持平稳增长。国际上，有国家因为汇率大幅贬值，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金融稳定

易纲表示，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中央银行还必须维护好金融稳定。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币值稳定不一定能保证金融稳定。如果出现了金融风险，就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

易纲称，近期的一些案例表明，如果宏观变量出问题，就会引发不稳定因素，带来金融风险。从中国的情况看，我们的利率、汇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是比较合理、协调、稳定的，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稳妥化解重点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风险方面，目前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从高峰时的600多家压降一半到300多家。压缩“类信贷”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30万亿元。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已全部停业。压实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各方责任，使得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使各利益相关方都能在正向激励机制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预期。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制定金融稳定法，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