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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运城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范志勇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的经济重回发展轨道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常经济活动秩序恢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经济活动能力修复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经济活动扩张时期。在经济复苏的初始阶段，我国面临最大的困难在于总需求不足，而扩大总需求的难点是如何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消费有必要正确理解物价、消费、储蓄、负债和居民负担之间的关系，破除一些日常生活中似是而非的观念。

厘清物价和消费的关系。有观点认为物价下降可以促进消费。部分消费服务相对价格降低有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但是从整体来看，如果消费品价格全面下降，这对于宏观经济绝对是一场灾难。全面的通货紧缩不仅不会改善人们的生活反而会恶化绝大多数人的消费。

厘清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有观点认为消费下降是由于高储蓄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挤占了人们的消费。消费者储蓄的形式多种多样，持有银行存款是储蓄的形式之一。银行存款的增加表示消费者以持有存款的形式进行了储蓄，这些存款在短期内转化为消费的概率较低。不能将储蓄存款增加解读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或者试图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

厘清收入和生活负担的关系。有观点认为居民收入提高与生活负担感受沉重之间存在悖论，从而质疑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整体趋势。新冠疫情期间居民收入增长确实受到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同步提升。除此之外，居民生活负担感受沉重相当大程度上与刚性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过高有关。居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占比越低，就会感觉生活成本或者生活负担越重。

储蓄作为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其增长无非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居民收入增长；二是居民消费的减少。更多的情况则是在收入和消费均出现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速度慢于收入增长的速度，结果导致储蓄率上升。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可能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预期未来生活负担的加重有关。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根据调查，居民储蓄的目的主要有“攒教育费”“养老”“买房和装修”等，所以，高储蓄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厘清高负债加剧高储蓄现象。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杠杆率越高，居民为此承担的利息负担也越高，面临的金融安全压力也越大。同时，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变，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支付这些利息支出的比例越高，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比例越低。因此合理降低居民的杠杆率和债务负担既有维护金融安全的意义，又可以对启动消费发挥重要作用。